国内家族信托面临四大瓶颈，信托业大洗牌即将到来！

特别是顺应财富管理需求的家族信托业务，这几年发展得很快，2018年8月监管部门下发37号文，明确家族信托和慈善信托不适用于资管新规后，家族信托的数量直线上升，很多托公司设立了家族信托专业部门，或者已经着手相关规划，整个家族信托市场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不过，这背后存在的一些固有矛盾和问题，也制约着信托业特别是家族信托业务的发展。

家族信托在中国的觉醒

个人信托制度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帝国时期（公元前 510 年-公元前 476 年），可谓历史悠久，近现代英国、美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财富快速增加，家族信托更是获得长足发展，无数财富家族包括我么耳熟能详的洛克菲勒家族、肯尼迪家族等，都借助家族信托和家族基金会，成就了家族财富的基业常青。

在中国，4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进程造就了一大批家族富豪，他们为了实现财富和事业的有序传承，打破“富不过三代”的魔咒，近年来也开始向家族信托靠拢，尝试把财富交给专业的信托机构来管理，而信托公司也将家族业务作为战略转型的重要突破方向。在两方面的共同推动下，家族信托市场规模越做越大，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国内家族信托规模已突破1000亿元，而且数字还在不断上升，显示市场有十足的热度。不仅如此，一些信托公司还借鉴西方的经验做法，先后推出遗嘱信托、保险金信托、慈善信托等创新业务。

国内家族信托的兴起，与家族办公室行业的兴起也有很大关系。家族办公室业务非常注重隐私、投资的灵活性以及对家族成员的保护，家族信托恰巧同时满足这几方面的要求，因此绝大部分家族办公室都会成立家族信托或有此意向，家族信托成为家族办公室成熟度的一个最显性指标。当家族办公室在国内快速发展时，自然而然带动了家族信托的发展。

国内谁最早涉足家族信托业务，这个问题市场上的说法很多，几家公司都宣称是自己发行了国内第一单家族信托，所以很难讲到底谁是第一个吃螃蟹的。

尽管这样，有几家信托公司被公认是家族业务的先行者。比如平安信托，在2012年9月，就与一深圳企业家签署过家族信托计划，该企业家将5000万元放进信托，合同期为50年，算是国内比较早的一单家族信托，也由此开启了平安信托家族业务的序幕。

早早瞄准家族信托的不仅是信托公司。2013年7月，招行银行以财务顾问的角色，在深圳参与设立了一单家族定制信托，资产门槛也为5000万，合同期限为30至50年，并且是不可撤销的信托。由此招行成为最早涉足家族信托业务的私行之一。

此外，家族慈善信托这几年也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2016年9月《慈善法》落地后，一些信托公司与慈善组织开始共同拓展慈善信托业务，开辟新的业务模式。这些公司当中有一家必须要提，就是光大信托。2016年慈善法颁布之初，光大就发起设立了公司的首单慈善信托，2019年又专门成立了慈善信托办公室，大力发展慈善信托业务。截至2020年4月末，该公司备案的慈善信托有77单，备案规模近7亿元，数量和规模都远超其他信托公司。

国内家族信托的差距

信托行业在国外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个人信托、家族信托的历史也差不多七八百年，已经十分完善，可以做到完全从委托人角度出发，基于法律工具的选择，通过对家族和家族企业的法律架构设计，实现特定的信托目的。而国内的家族信托，因为是新引入的“舶来品”，从概念到理解到应用跟国外有很大差异，其本土化充满挑战。

首先是能装入信托结构的资产种类还不多。根据《信托法》，原则上委托人合法拥有的财产及财产权利，包括房地产、股权、艺术品、游艇等，均可以作为信托财产。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涉及信托财产的登记、转移等配套制度不完善，特别是对于信托财产的非交易性过户登记存在操作障碍，导致现在的信托业务主要还是资金信托、保险金信托，富豪们在房地产和股权上的大量资产无法装入信托架构，给设立家族信托带来了障碍。

现行的税收制度，在涉及信托的营业额，获得收益的个人所得税、房产转让的房产税，股权转让的印花税、增值税等征收方面也存在大量的重复征税的现象，过户税负偏高，降低了高净值客户用股权、房产等非现金资产设立家族信托的热情，给发展家族信托设置了障碍。

其次，一些监管细则也束缚家族信托的开展，比如关联交易逐笔事前报备问题。海外的信托法体系非常注重保护家族客户财产保密的需求，而国内规定设立家族信托需要对财产情况进行公示，与家族信托有关的资产配置业务操作，很多也都被监管部门认定为“关联交易”，需要逐笔上报。这种个人财富隐私信息的曝光风险，不仅导致大量优质高净值客户的外逃和流失，也拉低了投资的时间效率，最终无益于信托业的转型创新和家族信托业务的拓展。

还是结合产品概念，这些产品本身又是为解决融资需求而产生的，带有强烈的投资需求。很多客户因为习惯了过去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投资方式，对家族信托产品的收益率有很高期望，没意识到财富的保护和传承本身已经比过去的保值和增值更加重要。

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必须提到，就是国内信托公司的家族业务，创新能力仍很不足。惠裕全球家族智库及《家族办公室》杂志曾对部分信托机构做了一次调研采访，发现大多数机构在家族信托定制化方面仍然很不成熟，难以实现信托文书的非标准化，来制定完整并符合法律规范的风险隔离条款，并针对各种特殊情形设计方案；也无法针对不同的家族信托项目设计定制化的投资策略报告，并很少借鉴国外（主要是离岸地区）通行信托条款。

转型下的信托违约潮

家族信托业务能不能做得好，除了政策因素，信托公司自身的实力更为关键。

过去一二十年，信托业在国内发展很快，但这种发展和扩张十分粗放，严重依赖“通道业务+融资类业务”的业务模式（包括通道、房地产信托和政府平台项目），核心还是一个金融工具，与海外信托更侧重于传承工具大不相同，也严重偏离了信托业“受人之托，代人理财”“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本源。

2018年资管新规落地，监管部门对信托业提出了“去杠杆、去通道、去资金池、破刚兑”的要求，信托行业被迫转型，信托资管规模也从高速增长转为下行。于是很多信托公司开始从非标业务向标准化业务转变，贷款向投资转变，增加主动管理业务，探索与其他资管主体错位竞争的业务方向，尤其强调要发力服务信托、家族信托、慈善信托。

但由于中国经济整体步入中低速发展阶段，金融改革进入深水区，信托行业之前隐匿的风险陆续开始暴露。据中国信托协会披露的数据，截至2019年第三季度末，行业的风险项目数量达到1305个，相较2018年的872个增加了433个风险项目，规模超过6400亿元。

2020年，信托业更是接连暴雷，像四川信托TOT(信托中的信托)产品出现200亿元资金窟窿，安信信托500亿产品逾期，外贸信托海发医药应收账款融资造假，甚至出现十余家信托公司被一家企业以瞒天过海的手法套出300亿现金的“假黄金”大案，既有头部信托公司，也有第三梯队的公司，既有央企，也有民企

爆雷之后，很多信托公司以“政策变化”、“经济情况”、“只是单纯的通道业务，公司不负责任”等理由来解释，搪塞投资者，一些信托公司出问题后自掏腰包把本金付给投资者，用刚兑避免投资人血本无归。

虽然我们说信托业的整体风险仍然相对较小，与数十万亿资管规模相比，违约爆雷的规模不过数百亿元，规模相对较低，但这些案例显示很多信托公司的财富管理和风险管理方面仍存在很多漏洞，让很多家族客户已经引起警惕，在选择信托公司设立家族信托以及资产配置时，变得更加谨慎。

可以预见，随着业务转型和风险释放的持续进行，整个信托业接下来将出现一轮大洗牌，并对家族信托业务带来持续而深远的影响。相信经过一轮市场洗礼，家族信托业务在国内会越做越好，吸引更多财富家族投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