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集团主席陈恩怡：家族办公室(family office)的慈善路径

　　RS集团主席陈恩怡：家族办公室（family office）的慈善路径

　　RS集团既不是典型的投资机构，也不是典型的慈善部门，它活跃在快速发展的亚洲社会投资前沿，同时从事捐助和投资。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公益创投网络(AVPN)大会上，RS集团创始人、主席陈恩怡，以及RS集团孵化的可持续金融平台负责人吴子伟，探讨了他们在投资方面的方法。

　　问：RS集团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从事哪些工作?

　　陈恩怡：RS集团是一个基于香港的中型家族办公室。10年前，我的家族有一次财产的分割，我决定做可持续性的投资，于是拿出自己的资金建立了一个小型的团队来帮助我从事这样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这与其他的家族办公室没有多大的不同，我们管理自己的投资并且进行了一些资助。

　　我们有独立的基金会架构，但是只用于提供资助。我们的投资不是简单的捐赠，而是由RS集团进行整体的管理，我们相信，所有的资金都应该有目标地被有效利用，我们正在论证这样的问题。我们探讨如何以不同的程度来使用资金，人们往往把投资行动和捐助人为地区分开来，认为投资是投资，捐助是捐助。但是我们认为，不论是投资还是捐助，应该100%根据我们的使命来进行，从而带来不同层面的经济回报，并产生不同范围的社会和环境的影响。

　　问：所以，你认为在投资和慈善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区别?

　　陈恩怡：这不是没有区别的问题。就捐助而言，资金一旦打开大门，常常一去不复返。RS团队所倡导的杰德·艾默生混合价值概念(JedEmerson’sBlendedValue)是一个更精准的方法，告诉人们该如何利用资金。投资或捐助会产生出一系列的结果。就投资而言，虽然人们可能会只关注资金回报而忽略其他问题，但是，这并不是说，当你的钱投入到一个基金会或一个公司就没有任何后文了。你可以投资一个负责任的生意，也可以投资烟草业或一个会引起水污染的公司。所以，我们要表达的是我们希望能有意识地利用我们的投资，而且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去做。

　　问：一些人把投资看成保有和增长其资本的方式。你对自己所持有的资产是什么态度呢?

　　陈恩怡：这是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当我第一次得到家族遗产的份额，我用了10年的时间和我的兄弟姐妹一起在家族办公室工作，在此期间，虽然每一个成员都用心良苦，在用钱和管钱的决策上都经历了很多争议。我的本意是，可能我应该把我大部分的资金都捐赠出去，然后经历对行动方法的责任选择，正如家族办公室的负责人邦尼·兰德斯所指出的：“你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做到这一切。在这个过程中，你需要不断地以某种方式来进行管理。”正是邦尼把可持续投资的概念介绍给我，以前人们称其为社会责任投资。我用了一两年的时间来学习、参加会议，主要是慈善会议。我不能说自己是一个投资专家。在那段时间，我曾一度认为这不过是一个暂时的处理资产的办法，我感觉不能投资坏事，应该选择有责任地投资。

　　我不认为银行可以给我良好的建议。在亚洲，人们倾向于选择银行，人们忽视金融顾问的工作，而银行则不断地推销他们自己的金融产品。我用了几乎10年的时间，结束了与一位欧洲金融顾问的关系。从某种角度而言，他所执行的过程曾经是非常主流的，任何一个投资经理人都会这样去操作，询问你所关注的是什么?你对风险的态度是什么?你认为周期应该有多长?你的家庭状况怎样?目前你如何分配你的资产?我们大都是这样开始对基金的投资。

　　在这10年期间，我开始了对慈善的探索。在香港，慈善还处在非常初级的阶段，在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刚刚开始谈论社会创业家精神。我在牛津旁听了斯蒂芬·钱伯斯(StephanChambers)关于所有的企业都应该成为社会企业的话题。就像大多数人一样，我也一度认为社会企业是一个颇具社会影响力的事情，正是钱伯斯帮助我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所有的商业都应该思考自己的社会目标，平衡自己所产生的结果的金融稳定性?

　　也正是在这期间，我阅读了杰德·艾默生的著作，感受颇多。我在纽约拜访了他，后来邀请他来到香港做我们的顾问。家族办公室的领导一开始是以兼职的方式帮助我工作。后来我聘用了一个全职的工作人员和另外两位顾问。

　　问：那么，你认为所有的企业都应该是社会企业是最基本的问题吗?

　　陈恩怡：我认为所有的企业都是为了某个目标而存在，不论是生产T恤衫或手机，还是提供各种服务，都是如此。

　　问：是否可以说，他们确实达到了某种社会目标，比如，我们挣到了钱，而且我们也制造出一个有用和人们所想要的产品。你认为这是不够的，是吗?

　　陈恩怡：你对如何制造产品是有实际的选择权的，不论你制造的产品是什么。你可以选择负责或不负责地去做这件事。你可以毫不注意这些外部事物，因为没有任何人会要求你这么做。你可以不加考虑地消减成本，以至于你不能够给予你的雇员公平的工资。你可以雇佣更廉价的材料，但是会带来更多的污染，等等。

　　但是也会有另外的一个方面。可持续的投资不仅意味着排除负面的问题，也包括对积极面进行整合，并且总是在寻求人们所说的最佳的投资。这也是一种管理风险的方式，因为我们相信，企业如果不关注环境，不关注人，最终都不会生存下来。只要我们看一下登记在册的各种公司，我们就能发现，人们正在更多地关注这一问题，原油泄漏或其他种类的名誉事件会带来更多负面的公共问题。人们确实在关注，社会媒体也在发挥作用，这样的外在问题在我们了解之前就存在。因此，可持续投资对我而言是一件非常敏感的事，既涉及财务工作，也需要符合伦理的理解。

　　问：你的想法显然与一个投资公司存在的普遍意义有所区别，从这一点来看，你不是只在用钱来造钱。你看在其他方面还有与众不同的考虑吗?

　　陈恩怡：我认为，有两件事让我们与其他家族办公室区分开来。一个是，我知道我不是无事不知，所以我愿意聘请顾问。这些顾问很乐于奉献且知识渊博，因此我们不会感到我们的方法每次都像婴儿在迈步。

　　理论上来讲，我们能够实现一些发展性的跨越。有人认为我们是先锋，但其实我们并不是，有很多人都在从事这样的事情。另一个让我们与众不同的是，我们愿意公开讨论我们所做的事情，因为我们希望更多人能够加入到这项新鲜的事业中，进行影响力投资。

　　问：让我们回到慈善的问题上，对于投入多少用于捐助和投资，你有一套完整的设想吗?或者，这一切都取决于你所建立整体目标?

　　陈恩怡：我想说的是，当我们建立RS集团的时候，这个问题还处在初创阶段。我们的投资顾问建议我们一步一步地来推进。一个家族办公室的设想是，你至少需要保有你的资金。当我们明确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我们就完成了我们的设想。抛开应有的资本基础不谈，我们思考的方法取决于我们需要何种形式的回报。我们的目标不是生产高额的资本，但是，我们希望有合理的回报，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支付开展团队工作的支出，进行捐助，以及一些家庭工作需要的花销。

　　如果我们真的想达到更深和更有目的的影响力，我们可能会在操作资本时面临更多的风险，我们可能会改变投资组合，为更好地支持影响力进行投资。显然，存在着某些实现影响力的地方，可以通过捐助而不是投资来实现，我们需要有弹性地面对这些情况。

　　问：你在亚洲公益创投网络的年会上提到了可持续金融倡议。这个倡议具体是什么?

　　陈恩怡：我们努力完成了RS集团影响力报告，但是我们感到，当人们称赞我们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我们的想法。而且，在香港，还没有形成一个影响力投资的生态系统。人们不知道如何提出这样的要求，只是停留在如何将利润最大化。甚至是那些总部在美国或欧洲的国际银行，他们可能有可持续投资的产品，但是当涉及到在亚洲的运作，处在这一前沿的人们并不知晓。而且，香港除了作为一个金融中心，并不具备真正强有力的慈善机构的发言权。我们曾经有一个称为ASRIA(亚洲社会责任投资协会)的组织，现在并入了UNPRI(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组织)，所以，目前在香港并没有真正独立的声音。因此，我们决定做一个尝试。我们不是一个工业协会，我们知道会有各种不同的股东，但是，我们拥有一个公正和唯一的渠道来帮助把这样的行动往前推进。

　　吴子伟：我们的研究也表明，在缺乏生态系统的情况下，存在着这样的愿望。今年早些时候，我们公布了一个关于资产所有人、投资人、学术界、政府和协调部门的图表和调查。在239份调查中，90%的人认为香港在可持续金融工作领域实际上落后于其他的金融中心，75%的人认为这个问题对香港作为未来的金融中心而言具有关键性的意义。那么，是什么在阻碍着人们的进步?我们认为，其中的挑战是较低的市场意识、缺乏政府支持和调节以及对可持续投资回报有效性的误解。为了揭示这些鸿沟，我们开展了创建SFI(www.sustainablefinance.hk)的工作，这是一个以三个核心为焦点的平台：教育，民主和交流。我们围绕这样的内容为目标，帮助香港的私人投资者分享知识，鼓励人们开展必要的对话，从而能够行动起来。我们希望向私人投资者证明，可以通过一个辅助的投资圈来做好事并且把事情做好。我们将实施行动，组成私人投资者的群体，加强对等的学习，在香港传递一个可持续金融增长的共同声音。

　　问：让我们就你在香港建立慈善组织社区的问题来谈一谈，好吗?就我的理解，这个问题更多地是在于创造社会资金，缓和不平等和社会疏离心理，而不只是为社区项目整合资源。

　　陈恩怡：显然，我们的目标已经在香港过去五年的发展中公之于众。你确实可以看到更多本地化的，甚至是个人的倡议在出现，不论是受到海外案例的启发，还是因为人们希望这样做。例如，共享经济的思想被一定程度地激发起来，不论这样的思想是因倡导更具环境意识的生命，还是源于我们普遍具有的慈善的愿望。社区慈善的想法一定程度上被社区基金会的运动和愿望推进，带着这样的愿望我们去探求，作为一种体系，是否可以进行设计，从而弥补我们在香港发现的一些差距。

　　一些基金会可以对他们的捐赠提供专业化的支持，也可以采取更有战略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但是，在香港的大多数基金会都不能做到这一点。人们可以给社区资金或NGO写支票，但是却不能真正理解怎样来使用这些钱。因此，我们想到建立一个可以让捐赠人将捐赠与智慧的过程相连接的平台。这就是我对社区基金会概念最初的愿望，后来这个概念得到了扩大，我听到人们在问：“有个被称为社区慈善的事情，不知道这有什么意义?”这件事被酝酿了一段时间后和我们正在做的其他事情一起被搁置起来。我想利用亚洲公益创投网络大会的机会，看看是否可以和某些思想领袖一起来探讨。我们还在思考如何建设这个智慧的过程。

　　部分的动机来自于对慈善这一很自我驱动的事件的反应。人们往往不愿意分享太多。六七年前，有人曾想将香港少有的几个基金会联合起来，后来成为了香港基金会交易所(HKFx)。但是，这是一个很松散的、非正式的团体。我听到一些声音说“我们将一起来做一些有关教育的事情”，但是，我没有看见任何针对更正规的思想领导力的发展，或者是人们彼此询问的社区实践。“我们做得是否正确?我们是否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更好又意味着什么?”这些对话发生在一些个人层面，但是却没有被人们有意识地辨别，也没有相关的论坛来讨论。我因为关注到别的地区的情况，所以能够看到这其中的差距，我并不认为西方的模式更好，但是我相信，如果你想要推进这样的事情，你能够分享自己的经验要比只是依靠你自己的能力要快速得多。而且，在一个变化很快的世界里，你为什么不可以学习彼此的经验呢?

　　问：你对我们称为社会金融部门未来几年在亚洲的发展是怎么看待的呢?

　　陈恩怡：这个很难预测。德国基金会协会的一位发言人菲利克斯·奥尔登堡谈道：“我们应该停止将影响力投资与捐助相对立。”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这是一种错误的对立，如果你确实理解到资本的连续性，你就会停止认为这两个概念的对立性。一切都由意图来驱使。

　　问：你的意思是，问题在于怎样来开展工作?

　　陈恩怡：是的。一些事情适合使用市场引擎——例如，如果依赖捐助，可再生能源将永远不会得到发展，但是我们需要解决可再生能源的问题。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让人们在思考市场的时候能够发展其良好的品质?从某个角度上来说，这是一个向更高的意识发展的问题，这也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讨论自觉资本或责任资本的原因。我知道一些人可能认为资本与生俱来就是坏的。我对此不能确定。我认为，资本主义只是一个体系，一切都取决于你想如何来使用这个体系。我们需要重置那些围绕着商业的限制，整个ESG(企业战略集团)的发展都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因此我们可以把坏的结果降到最低。这意味着，需要将更多地事情考虑进来，没错，这样做可能会带来更多地挑战，但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城市居民，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希望人们理解，这样的意向很重要。对慈善的需要永远都会存在。人们为什么不可以把对于捐助的深思熟虑用于投资呢?我认为，这是你如何对待自己的投资的问题。这不是一件把资本投入黑洞，然后产生回报这么简单的事情。这是一件因果相系的事。我们可以选择把好的结果最大化，同时把坏的一面降到最低。

（责任编辑：家族办公室https://www.familyofficesch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