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央：国际经济政治大变局下的新机遇

　　刘央：国际经济政治大变局下的新机遇

　　以长远的眼光看全球政治经济大变局，危机中更多的是机遇，未来属于理性乐观者。

　　一，如何看当前的宏观形势

　　看当前的全球经济形势，要把握三条主线：

　　第一条主线，全球处于新旧经济周期或者新旧动能的转换期，要在这个大的转换期、变动期寻找机遇，首先要了解这个过渡时代主要的经济特征。这个特征简单归纳就是“低增长、高波动，危中有机”。

　　低增长，最近几十年，全球经济早就进入了低增长区间，经济学家称为“经济增长停滞之谜”。二战后经历过半个多世纪的高速增长，进入21世纪后全球经济开始进入低速阶段，尤其是次贷危机以后，全球经济增速徘徊在2%左右，最近几年美国经济增长势头比较好，将全球经济增速推到3%。另外，如果没有作为最大新兴经济体的中国经济的贡献，全球经济的增速可能更低。最近几十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30-40%。什么原因，其实也很正常，就是潜在经济增长率放缓，一是人口老龄化，这个问题已经是全球问题；二是债务负担过重，美国次贷危机后，各国竞相量化宽松发行债务，全球债务已经超过240万亿美元，每年光利息支出就超过大半个中国的GDP；三是资产收益率降低，全球面临着重型工业化退潮，以信息产业为主的工业革命，资产都是非常轻的，这就决定了大型投资项目、收益较高的投资项目越来越稀缺。

　　高波动，回头看一百多年的人类经济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每一次新旧时代的转换，都会出现一次或多次经济危机、金融危机，也会出现大的国际政治关系或国际治理结构的变化。比如从第二次工业革命电气化时代，向第三次工业革命-计算机自动化时代的转换过程中，发生了1929年西方国家最大的经济金融危机，并间接引发了世界大战。而最近三十年，我们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向第四次工业革命-互联网信息技术转换的时期，也是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发生的密集期，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危机、2009年次贷危机、2011年欧洲债务危机，2014年新兴国家货币危机等等，可以说经济波动尤其是金融高波动成为一种常态。认识到这一点，你就需要主动适应这种大风大浪的环境。

　　危中有机。对投资者来说，危机本身就是最好的机遇期。中国文化真是博大精深，阴阳相随、有无相成、福祸相依，危机两字，并不是只有危险和困难，还有机会和新生。所以我们看到，每一次时代转换期，都会从危机中涌现出不一样的“时代骄子”，电气化时代的代表是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钢铁大王卡耐基等，自动化时代的代表是汽车大王福特、电器之王韦尔奇等，互联网时代的代表，比尔盖茨，乔布斯；现在新秀不断涌出，扎克伯格、马斯克、马云、马化腾等。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代危机的频率越来越高，商机也是越来越多，涌现时代骄子的概率也越来越大。所以这不是一个平庸的时代，这是一个令人兴奋和激动的时代，是一个用中国话来说“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的时代”。

　　第二条主线，中美关系开启了新的篇章、新的时代，从过去简单的依附、追随，转为更深层次的竞争和合作。

　　两个大国的关系，用西方的历史语境是“修昔底德陷阱”，中国的历史语境是“秦晋之好”，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别，中国讲求的是和而不同，和谐共生，阴阳相随。两个不同甚至相反的个体、国家是可以长期共存的，这是我们传统的辩证法、东方的思辨智慧。中国还有句老话，形容朋友之间是“不打不相识”，形容情人之间是”打是亲骂是爱”，这里面都是矛盾统一的辨证思想在里面。放在东西方融合的话语体系和思想体系里来看问题，我们看法是非常积极乐观的。这是两个大国，最大的发达经济体和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之间的新的关系，是一种进化和升级。两个国家通过这次贸易摩擦和谈判，反而是一个加深理解、加深合作的机会。

　　回头看看半个世纪中美两国关系的风云激荡，从中可以看出未来走向的端倪。回首四十年前，中国进入了邓小平时代，在和平与发展的大主题下改革开放，与美国开启了新的关系，也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开端。回首过去二十年，本世纪初中国加入WTO，改革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充分参与了全球产业链和贸易分工，中美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美国大的跨国公司几乎都在中国设有分公司，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连年攀升，“中国制造”也风靡全球。中国利用劳动力成本的优势，美国利用科技和创新的优势，中美之间形成了巨大的产业链互补生态。

　　回头十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中美两国紧密联手共同抵御金融危机的蔓延，比如美国推出QE，中国也积极扩张信贷。记得当时奥巴马总统推出7000亿美元的财政计划，中国当时的温家宝总理立即推出“四万亿”计划。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中国也积极购买美国的国债和证券化产品，共同维护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2010年后，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跃升为第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等等，可以说是和美国一起承担了许多国际重大事务。全球的核心不再是G20，而是中美G2。可以说最近十年中美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密的。

　　现在再来看中美之间的关系，从中美贸易战来看，最近一年多发生了很多戏剧性的变化，打打和和，起伏跌宕，现在硝烟又起。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中美两国谁也离不开谁，通过贸易战反而把这个事实再一次证实了。就拿一个数据来说明，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商品，有接近40%是美国跨国公司生产的，这说明特朗普提高中国进口关税的政策，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所以，我们认为中美关系通过这一年的打打和和，反而进入了新的阶段。当然，你不能再拿过去的眼光和思维来看现在的中美关系，毕竟中国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现在中国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过美国。这是新的现实，也是历史的必然。现在两国可能再度进行谈判和博弈，但从长远的利益看，中美关系应该是积极的，需要我们用动态的、辨证的眼光去看，才能发现其中的机遇。

　　第三条主线，中国经济进入了新时代，需要从中国独有的历史视野和传统文化来重新审视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影响。

　　虽然最近几十年全球进入了低增长时代，但是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着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速，同时依然是全球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动力，去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估计也在30%以上。2017年中国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在中国的历史上可以说是非同寻常，很多提法都有里程碑的意义。其中之一是提出中国经济进入了新时代，从过去落后的物质文化生产力，转变为满足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个提法决定了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思路，从过去追求简单的规模、数量和速度，转变为追求效益、质量和平衡。作为世界上第二大，对经济增长增量贡献最大的经济体，这一转变对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可以预见到的是，中国经济的速度会稳步下降，比如今年的经济增速可能会明显低于去年；但是经济质量会提上去，经济增长更加健康、更加可持续，吸收就业的能力更强，这是因为经济结构变了。比如对环境生态的治理，最近两年中国投资最大的领域、财政支持最大的领域就是环保行业。还有其他的一些诸如教育、医疗等民生行业。

　　另外，我们应该站在一个更加客观和中性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社会治理结构，具有东方传统文化和集体主义色彩的社会治理传统。这个体制可以更加有效率的集中战略资源来提供公共产品。比如中国最近十几年，形成了巨大的公共资本。还有，中国是人口最多，社会结构非常复杂、区域间差异比较大的国家，但是中国却是世界上最稳定、最安全、发生暴力事件最少的国家之一。在当今文化冲突越来越多、社会动荡越来越大的环境下，中国的安全和稳定环境提供了特别宝贵、稀缺的营商环境。同时，还要看到一点，中国政府对现代经济的服务能力，宏观调控能力，产业规划和政策落实水平，行政纠错机制等，都在学习中不断提高。尤其是最近几年的反腐败，营商环境已经大幅改善。今年两会提出了一个大幅度的减税计划，预计减税两万亿，这对经济高质量增长，对中国经济的前景，都是巨大的利好。

　　二，新的机遇在哪里？在时代转换的浪潮中寻找新的战略性机会

　　一是国际关系重构带来的机遇。

　　现在的世界不是G20的世界，更大程度上是G2的世界。中国和美国，占全球GDP的40%，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达到60%。现在两个国家的关系正在重新平衡，会导致全球经济金融格局的大变化，资本板块也会发生漂移，形成新的投资蓝海。就当前来看，两个国家的战略从过去的互补，到更深度的竞争和更规范的合作，也就是美国要“再工业化”，要大力鼓励发展制造业，以解决特朗普背后选民的就业问题。中国则是要进行新旧动能转换，要提高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提高消费和服务业的比重。可以说两个国家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就中美贸易关系再平衡来看，不出所料，两国会加大开放的力度，尤其是中国，开放的领域会进一步扩大。比如在金融领域，中国会降低外资金融机构的门槛，扩大经营范畴。在跨境资产配置方面有优势的国际金融机构要抓住中国这个大市场，现在中国的中产阶级已经非常壮大，高净值人群越来越多，这方面的服务需求非常大。还有教育、健康医疗、养老等产业，中国也会进一步开放市场。现在有些养老机构，会员卡都炒到了几百万，这里蕴藏着巨大的商机。毕竟中国还是世界最大的市场，这次国内市场开放的升级，是每一个寻找机遇的投资者所不能忽视的，这是个战略性机会。

　　二是全球第四次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

　　技术是没有国界的，我们现在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从酝酿到爆发的关键时期，到现在已经是三十多年的时间，也是一个投资的黄金期。过去的经验表明，投资的节奏要保持好，不能太冒进。技术革命的开始时期并不一定是投资的好时期，因为那个时候各种概念，炒作，落地和应用前景不明，风险还是比较大。比如互联网革命开始的时候，2000年美国就发生了一次危机；还有现在炒的很热的区块链，比特币，开始几年炒作很厉害，风险很大。现在应该理性了很多。所以，粗略判断，技术革命开始三十多年后应该是投资的好时候，因为好多东西都已经去伪存真，大浪淘沙，应用问题也有了数据积累，投资就有了风险评估和定价模型。

　　另外，当前技术进步的速度我们能真真切切感受到，已经不是蒸汽时代、电气时代的线性增长，而是呈现摩尔定律的指数级增长。看看现在手机更新换代的速度，各种系统1.0，2.0，几个月的时间，眼花缭乱。具体哪些新兴行业，我想大家也都比较清楚。行业的选择不是问题，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新能源，生物制药，智能制造，5G，新型的文化产业等，都是大家公认的。关键的是在行业中选好的公司，好的项目，你的一级市场，PE团队有无好的投资模型，评估模型，商业模式和现金流管理模式。我一直说，资本的本质是流动，你能不能把握住机遇，关键是看资本能不能流动起来。这就涉及到你的投资，定价，对赌，退出变现结构的设计。所以，新兴科技革命的机遇，大家都能看的清，关键是你自身的投资逻辑和筛选模型。机遇，把握住了才叫机遇，把握不住就是挑战。

　　三是中国新旧动能转换，高质量增长和大国战略带来的机遇。

　　全球投资版图，重新看一遍，最好的投资标的还是在中国。有些不太了解东方文化传统和中国现实的投资者可能有些误解，认为中国现在的社会治理体制也好，庞大的债务也好，资源动员机制也好，存在着不少的问题。问题固然不少，这么大的国家，要说没问题，全是积极一面，那也是不现实的。但是理解中国，还是要用动态的，辨证的眼光和思路来看。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值得我们从不同的侧面去解读：

　　第一，与西方不同的社会治理结构和文化，在当下的全球投资环境下中国具有独特的优势。中国很多方面都是政府主导，这跟西方市场自由主义经济理念不太兼容。比如中国的国企问题，中国的地方发展要靠发改委来规划，来招商引资，等等。这个有影响市场活动的一面，同时也要看到在动员资源的效率的一面。这种体制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在工业化、社会化大生产方面，在提供稳定的社会资本方面，是其他国家所不能具备的。尤其是中国提供的稳定的社会环境、治安环境，是很多国家求之不得的。而且，中国的官员也成长很快，他们善于学习，现在中国一些地区的发改委官员，产业园区官员，对新技术、新产业和市场趋势的认知和理解，比一些投资人都要高。这是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第二，快速增长的债务背后是快速形成的庞大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庞大的社会资本。过去几年中国的债务飞速增长，宏观杠杆率已经达到250%，这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担忧。但是我们看一件事情要看两面，借债不是问题，要算总的杠杆率，美国日本欧洲的杠杆率还要高。不能光看债务，关键是看这些债务拿来做了什么。我们看到中国庞大债务的背后也是庞大的社会资本，高铁、机场、高速公路、城市建设，尤其是信息技术设备的普及和建设，对一个人口占世界第一的国家带来了巨大规模经济效应。比如说中国的高铁，大大缩短了人们的交通用时，形成了一个又一个一小时、半小时都市圈。高铁的速度提高了一倍，就等于为劳动力节约了一半的时间，相当于又提供了一倍的劳动力。还有信息技术的基础设施，4G带来了好多新兴的产业，比如短视频等。5G很快就可能普及，生产率可能还会上一层。在5G的速度下、宽带下，又会增加哪些新兴产业？这是巨大的投资机会。中国在互联网线上化应用方面，是高于全球水平的，甚至是高于美国的。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些底层技术的革命，带给中国的巨大的投资机遇。

　　第三，跟随中国的大国战略，寻找百年国运中的大机遇。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上台后，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同时推出了一系列大的国家战略，比如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大湾区、乡村振兴等大战略，这些战略都是要举全国之力大力推进的，势必引起相关区域的经济生态和产业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变化就会带来机遇。比如一带一路，经过了最近几年的投资，一些地区的基础设施发生了较大的改善，基础设施比如交通环境改变了，肯定会出现一些过去由于交通限制难以发展而现在快速发展的行业，这就是我们的投资机会。建议大家关注三块：

　　一是大湾区的新兴产业和区域机遇，这是中国新兴经济的代表，也是中国高质量增长新时代的增长极。二是“一带一路”沿线的东南亚地区，我们观察到东南亚现在的要素特征，它的劳动力、自然资源、基础设施等特别像三十年前的中国，只要这些地区的政局和社会环境稳定下来，就有可能再现中国三十年前的增长速度，作为企业家、投资者应该抓住这个大机遇。三是中国制造2025，制造业是中国的产业立国之本，将来的优势依然在制造业上。但是未来中国的制造业一定不是过去的那种发展模式，是要走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精益制造的新模式。这是中国的国家战略，企业家应该看到这个大方向，要关注中国制造2025规划的十大领域，比如机器人、航空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先进轨道装备、新材料等，找到相关的投资标的，押注中国制造业升级，押注中国国运，才能分享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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