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与国际经济规则的书写

　　一带一路与国际经济规则的书写

　　中国必须考量如何与国际自由主义经济体系继续对接的问题。自邓小平以来，中国已经走了三步。第一步，“加入”国际体系并“接轨”。第二步，在国际体制内部对现行体制进行改革，促成其更合理。第三步，创新和补充，即根据自己的实力对现存体制进行创新和补充，这一步主要表现在“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方面。

　　通过去年的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和今年年初习近平在瑞士达沃斯的演讲，中国已经显示了和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对接的意愿。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再进一步对接。

　　就发展导向而言，中国接受现行体制的成本最低。中国要引领全球化，是中国本身的需要，也是国际社会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最主要的目标是要引导国际发展，推动全球经济的发展，而不是简单地书写规则，或者把美国书写规则的权力竞争过来。

　　从这个角度看，“一带一路”的目标是发展，并非书写规则，是通过发展来书写规则，而不是通过书写规则来实现发展。正是从推动发展的角度，很多人把“一带一路”理解成为区域和国际公共品。正因为是公共品，大国要多提供，而小国家一般会选择“搭便车”。

　　不过，中国已经意识到，较小国家也要通过参与“一带一路”来作出相应的贡献，否则“一带一路”就会像朝贡体系那样（无论是中国传统版还是现代美国版）不可持续。因此，“一带一路”表现出开放性、包容性和参与性等特点，尽管这是中国的倡议，但这是所有参与国的项目。

　　当然，在一些方面，中国并不要求参与国的对等开放，中国甚至可以单边开放。在一些领域如贸易，中国已经开始践行单边开放，例如“早期收获”。“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倡议，但其规则是中国在和所有这些国家互动过程中形成（书写）的，而不是中国先书写好了，再加之于这些国家之上的。这种参与式书写的规则更能体现公正、公平性。

　　在经济层面是这样，在战略层面也是如此。尽管战略层面因为涉及安全问题情况而比较复杂一些，但道理也是一样的。战略层面涉及两个重要问题：第一，中国是否有意愿提供更多的公共品？这些公共品包括区域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航海自由等；第二，其他国家是否愿意接受中国所提供的公共品？

　　现在面临的情况有两个特点：第一，中国还没有成长到有足够的能力提供这些公共品；第二，区域国家因为过去习惯了接受美国所提供的公共品，而对中国所提供的公共品抱怀疑的态度，甚至抱拒绝态度。不过，从动态角度来看，这不是一个可不可能的问题，而是一个时间问题，因为这是一个互相调适的过程。《南海共同行为准则》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当然，如果把经济面的“一带一路”和战略面的《南海共同行为准则》放在一起来考量，这个过程就会进行得更快一些。“一带一路”是做大饼的项目，就是把各国的共同利益做大。共同利益做大了，各国在战略上的分歧就会缩小，也能增进互信。

　　从长远来看，中国和美国的竞争不是简单地谁来书写规则，而是制订规则的方式的竞争。美国在经济贸易上退出TPP，表明美国自觉这种方式出现了很多问题；在南海问题上，美国试图把自己的“规则”强加给中国，更遇到中国的强力抵制，这也表明单边书写的规则出现了问题。

　　现在美国处于一个调整时期，等美国调整好了，就会再出发。从这个视角来看，对中国来说，这的确是一个机遇。不过，正如这里所强调的，这不是一个简单地接收美国“退缩”而出现的“规则”空间的机遇，而是一个探索不同于美国的规则书写的确立过程。

　　和美国不同，中国一方面须更为积极主动，倡议国际经济的发展。中国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中国有能力这么做。另一方面，中国须摒弃美国道路，即简单地把自己的规则强加给其他国家的霸权主义，而应当持开放包容的态度，通过其他国家的参与来形成规则和书写规则。

尽管这样做会比较缓慢一些，但会更有效。在这方面，中国倒可以向大英帝国学习到更多的经验，而非美国。大英帝国维持了数百年，其衰落之后仍然给国际社会留下很多正面的遗产。美国尽管强大，但其作为唯一霸权的时间并不长，现在已面临衰落状态。很显然，这是另外一个需要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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