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方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方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我国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需要也必然会产生新的经济思想。201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系统分析这一经济思想的理论方位,使其更好地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引言

　　一种重要思想的提出必然要历经一定的实践和理论的准备过程。从实践层面来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源于习近平的个人知青经历及多地多岗位的从政实践,成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功实践;从理论层面来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体现于习近平从政以来所撰写的各种论文、报告和讲话稿,特别是集中体现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系列讲话和报告之中。这既是习近平以往学习和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是实践中被证明了的科学的思想理论。

　　在学术界,程恩富(2013)、顾海良(2013)等学者较早提出并论述习近平经济思想,他们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的新举措和习近平关于经济问题系列讲话中的新思想、新提法、新论断出发,总结提炼出其中蕴含着的重要经济思想。随着实践的发展和习近平系列讲话的进一步丰富,习近平经济思想迅速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2015)提出以后,习近平经济思想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比如,裴长洪和李程骅(2015)、杨春学和郭冠清(2015)、胡鞍钢和杨竺松(2016)、张占斌(2016)、杨英杰(2016)、王立胜(2016)、钟祥财(2017)、杨承训(2017)等学者分别从一个或几个方面探讨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些研究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正式提出提供了一定的理论铺垫。201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驾驭我国经济发展大局的实践中形成的经济思想正式命名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并明确该经济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这次会议同时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以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坚持以问题为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为基本内涵。之后,这1个主要内容和7项基本内涵成为学术界解读和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遵循。本文尝试从学理依循、理论定位和实践方向三个方面,按照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方位进行分析。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学理依循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自创立之时就具备了与时俱进的特征,仅从马克思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到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再到《资本论》出版的整个历程,就能得到很好的证明。恩格斯曾指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从历史和理论发展的轨迹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的创立,由一国到多国的实践,从机械的解读到结合现实创造性的发展,与时俱进已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鲜明特征,也是其保持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原因所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是其最基本的学理依循。习近平在知青岁月时就十分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仅《资本论》就曾阅读过3遍,并做了18本笔记。在工作实践中,习近平十分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运用。早在1989年担任福建宁德地委书记时,习近平就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分析了经济发展中的六种关系问题。1997和1998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曾撰写学术论文阐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完善等问题。1996—2002年,习近平在清华大学在职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系统分析了中国农村市场化问题,这说明他不仅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运用,而且已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专家。2001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发表《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认识》一文,从分析《资本论》的主要理论出发,深入阐述了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政治)的关系,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强调研究经济问题要重视人的主观因素和“学以致用”。由此可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萌发和酝酿过程中,习近平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中国化和时代化。

　　2014年7月,习近平在主持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2015年11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2015年12月,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结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2016年7月,习近平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从“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到“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再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最终“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可见,这一时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已将其学理依循凸显出来。

　　新时代产生新思想,新思想指导新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驾驭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经济发展实践相结合,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学理依循的内涵。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定位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指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有待创造。”从广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上属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因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也属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方面,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尚不完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目前为止,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经济体。没有社会主义实践材料的分析和研究,就无法产生真正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以19世纪60年代及以前的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实践为现实资料,构建了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强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资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限制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真正形成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提供了现实资料。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用几十年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具有开创性,其中蕴含着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的经济规律,本质上就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实现了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实践已充分证明,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引领下,从中央到地方对经济形势的把握、对发展思路的调整、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都是成功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发展真理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在实践中产生、丰富和完善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我国经济建设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理论成果。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1992年10月12日,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决定》“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为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破题”,到十二届三中全会 “立题”,党的十四大“开篇”,十六届三中全会“完善”,再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得到“深化”。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体实践来看,我们经历了从开启改革开放,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经济大势,习近平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一主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术语和新思想,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续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键篇章。因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里程碑意义,这标志着中国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道路上的理论自觉和自信达到了新的高度。

　　一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高度。习近平首次提出将“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另一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又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指明了方向。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内涵来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理依循;其次要从实践出发,紧紧围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现实,总结和提炼实践经验;最后要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用开放的思维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方向

　　科学的理论来源于实践,也必将在实践中继续发展。习近平曾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经济建设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系统化的经济学说,这一经济思想必将指导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实践。

　　(一)确保方向: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势,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内涵和理论特征。习近平曾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确保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必然选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其中的关键是发挥了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领导核心作用。从主动适应、把握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到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再到乡村振兴战略等重大改革、战略和措施的推出,均充分发挥了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值得强调的是,党和政府在经济工作中的职能划分十分重要,一般“涉及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重大方针政策、工作总体部署以及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经常性工作则由政府及其部门按照职责权限进行决策和管理”。

　　(二)引领方向:新发展理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理念经历了四次转变。一是改革开放之初的“摸着石头过河”大胆探索式(1980)的发展。二是20世纪90年代开启的“发展才是硬道理”(1992)、“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2002)和“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2002)的全面加速发展。三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2003)。四是五大新发展理念(2015)。伴随着发展理念的演变,我国实现了从解决温饱,到富起来,再到迎来强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时代既有新风险又有新机遇,面对国内外发展的新形势和新挑战,在总结和反思以往发展实践的基础上,习近平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新发展理念,进一步深化了对经济社会发展本质、规律、路径等方面的认识。五大新发展理念作为一个发展的逻辑整体,揭示了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理论框架,也是其实践纲领。从整体来看,五大新发展理念更具指导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解决经济发展动力和发展质量问题。经济新常态下,只有不断通过科技、体制机制、管理等方面的创新,才能在实现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同时,持续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协调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解决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着力增加经济发展的整体性。特别是供给和需求的结构性平衡问题,以及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协同发展问题;绿色是经济社会永续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美好生活的重要体现,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开放是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解决发展的内外联动问题。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与世界各国“共同繁荣”式的发展;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公平正义问题。通过充分发挥政府的再分配调节职能,以及实施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让经济发展能不断增强全体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经济发展逐渐趋向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

　　(三)定位方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习近平曾明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在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指向是共同富裕,在这一实践过程中坚持一切经济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是确保社会主义方向的必然。由此可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定位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方向。习近平反复强调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仅是思想和口号,更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特征。从实践层面上来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已经贯穿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不论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还是生态文明建设;不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还是全面从严治党,都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明确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角度来看,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就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方面,坚守“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习近平既强调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又强调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并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还鼓励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另一方面,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均要注重公平,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同时强化再分配的作用,缩小分配差距。

　　(四)改革核心: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表明,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改革实践的核心。从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十四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再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随着经济发展实践的探索和拓展,我们党对政府和市场的认识也逐渐深化。从理论层面来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界定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是将“市场”置于“政府”之前,这一表述上的细微调整,反映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对市场机制和政府职能关系认识的突破;二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决定性”替换掉“基础性”,反映出对市场配置资源规律认识的突破;三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转变政府职能,反映出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定位和作用认识的突破。习近平深刻地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和市场各有优势和缺陷,正确认识各自的特点是准确定位其作用的关键。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不断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始终要面对的课题,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更有效、政府更有为,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方向。

　　(五)主攻方向: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重要内容,也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主攻方向。从经济发展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通过提升供给侧扩大再生产的结构来增加整个经济发展的效率和效益。低端和无效供给的存在是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通过结构性改革,才能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益,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增强我国经济的创新力和竞争力。习近平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实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使供给体系更好地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目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变革动力、转变方式、优化结构的关键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是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坚持“三去、一降、一补”的同时,通过设备更新、智能化提升、产品升级等措施巩固和提升传统动能;二是着力壮大实体经济,加强现代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三是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总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工作的主攻方向,是破解经济发展主要矛盾,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治本良药。

　　(六)策略方向:问题导向、战略定力、稳中求进和底线思维

　　以问题为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坚持正确的经济工作策略和方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新时代面临的新问题部署了许多新战略,比如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军民融合发展战略,这些新战略都是基于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而提出的。习近平针对经济领域所做的新论断和新思想,也是在直面并回答新时代重大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过程中形成的。比如,“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定位”就是贯彻了问题导向。虽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践了20多年,但问题依然突出,集中体现在束缚市场主体活力、阻碍市场优化配置资源作用的充分发挥、经济领域腐败问题严重等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必然要求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让市场释放活力,使政府转变职能。以问题为导向提出经济改革和发展战略,同时还需要有正确的思维方法和工作策略,其中战略定力、稳中求进和底线思维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三种方法:首先,习近平强调经济工作要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特别是在经济新常态的环境下,要有耐心地把面临的经济问题解决好;其次,习近平强调经济工作也要保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要求统筹各项经济政策,强化工作落实,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一张蓝图绘到底,把握改革的节奏和力度,重点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最后,习近平强调底线思维,我国作为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经济体制改革“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也要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

　　理论成果源于实践的深度总结,理论方位决定着实践道路的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决定了必须坚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方位,这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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