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中国经济学派需要向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寻根

　　建立中国经济学派需要向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寻根

　　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构成了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两条主线，当下国人的问题分析和理论创新基本都是以此二者为基础。上世纪90年代，国内有经济学家提出，由于国情不同，西方经济理论并没有给中国提供现成的答案，全面照搬西方的经济学是行不通的，因此提出“创造中国独有之经济学”以及“非审度本国思想上之背景，不足以建设有系统之经济科学”的论断。这一思潮一直延续至今，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学者的学术呼吁形成了历史呼应，如唐庆增即认为“学者当注意现在中国经济组织之内容，再细察过去中国经济思想之得失，采用学说之长而创一新思想，以解决现在之经济问题”。王亚南亦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他自称将“‘中国经济学，这个命题，作为我研究的重心”。

　　关于要不要建立中国经济学，理论界是有争论的。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本身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的”。更有学者直接反对“中国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提法。基于此，我们认为妥帖的提法应该是建立经济学的中国学派或中国经济学派。世界经济学说史上已经有法国重农学派、英国剑桥学派、瑞士洛桑学派、奥地利学派、德国历史学派、美国制度学派等众多带有国别色彩的经济学派，其起伏演变大致也反映了全球经济学研究中心从欧洲逐渐移往美国的变迁轨迹，这也是与全球经济重心的迁移相随的。所以，有理由期待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派以及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学研究中心的形成与发展。

　　审视当下，作为一个转型社会，中国经历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西方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大多没有类似经历，其市场经济的历史厚度非中国可比拟，同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城乡二元体制积弊之深，包括独特的土地和户籍制度等，也是西方未曾遇到的。所以，创建经济学的中国学派，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现实经济的土壤之中，以对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形成解释力、影响力和预测力。那么，如何创建中国经济学派?又由谁来创建呢?显然，这应该是中国经济学家和经济思想家的历史使命。在经济学说史上，许多经济学家面对社会转型提出理论上的创新，并吸引了大批的学术追随者研讨精进，共同推动了经济学的范式转换和革命。中国经济学派的创建也需要一批如亚当·斯密、马克思、马歇尔、凯恩斯和哈耶克等的经济学大家及其经济学学术共同体的继承、竞争与合作来推动，才能达至目标。

　　一个经济学派的创建至少需要两大条件:一是此前社会历史上有过充分的理论探索，提供了许多先行理论元素。例如，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之前的几百年间，西欧重商学派、法国重农学派等都已经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做过很多研究，积累了大量理论素材。二是经济发展实践的检验和经验的积累。现代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是经过原始资本积累、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工业革命这么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它们在实践中不断进行探索、试错，为理论创新提供了源头活水。中国的改革开放才30多年，再过20年左右的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实践探索，必将积累足够多的素材和比较丰富的经验，其中定不乏具有世界性意义的理论元素和经验总结，这将为中国的经济学派创新建立扎实基础。

　　建立中国经济学派不应是“自划一个独立的特殊的研究藩篱”，而是在遵循一般性和普世性的基础上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此，一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二要借鉴西方的经济理论，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成果，三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和经济思想中的有益元素。三者不可偏废，过去一直备受忽略的中国自身固有的哲学传统和经济思想渊源尤其需要加以重视。正如霍奇逊指出的，“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与德国历史学派都是同一哲学文化的产物”，这个哲学文化即为德国的哲学传统和经济学传统。发展和创新中国经济学派，同样需要对传统的尊重与传承。传统经济思想中一些被长期保留下来的基本要素，其历史积淀愈深，持久影响力也将愈大。比如，在现代经济学的伦理和生态关怀复归趋势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义利合一的伦理养分和天人合一的生态内涵，尤其值得充分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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