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中国ODI的现状与前景

　　黄益平：中国ODI的现状与前景

　　近日，多所研究机构发布报告称，今年一季度中国对外投资总额较上年同期增长逾一倍，投资规模总额飙升至214亿美元；在欧债危机加剧的后金融危机时代，国内企业对外投资需求高涨，中国的对外投资正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并将持续上涨。本期我们采访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黄益平教授，他及他的团队曾就对外直接投资一题做深入研究。他认为，中国的ODI（即对外直接投资，以下同）不同于日本的效率导向型ODI和美国的市场导向型ODI，主要目的是通过获取海外的战略性资产来加强国内的生产力。它出现于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而且并不会将工厂迁移至海外。实证分析表明，中国这种技术导向的对外直接投资，其关键在于成本优势和中国充足的外汇储备。且伴随着经济发展，ODI形态会不断演化，从中国式发展为日本式，最后变成美国式。而中国的中小企业将在越来越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和越来越开放的资本政策下，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成为国际经济舞台上的活跃角色。

　　ODI目标：大企业与中小企业有所不同

　　记者：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ODI的主要类型以及我国ODI的发展情况。

　　黄益平：中国在过去的十年中一直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资本输出国之一，其中外汇储备占主要份额，而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只占资本输出总额的10%不到。这种状态在发展中国家是少见的，然而单从对外直接投资（ODI）来看，中国的发展路径遵循大多数国家的规律，即随着一国的人均收入提高，它首先会吸引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FDI），然后逐渐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直到ODI总额超过FDI.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ODI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就已出现，尽管人均GDP还不到5000美元，但中国已经是仅次于美、德、法、香港的第五大直接投资体，而这还只是开始。正在进行的汇率改革和资本项目开放将会继续促进ODI的发展，有关专家预测，中国的ODI将在2020年增至5万亿美元以上，相当于每年平均增加4820亿美元，将令世界瞩目。

　　纵观全世界，各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主要分为四种：寻求市场，寻求资源，寻求技术或战略性资产以及寻求效率。根据我们的分析，中国ODI的最大动因是寻求资源，41.3%的海外投资项目都集中在自然资源领域，其总额占了所有投资金额的51.3%.排在第二位的是寻求市场，第三位是寻求战略性资产。

　　但是如果只看制造业的话，它的首要动机是寻求战略性资产，35%的项目以及45.5%的投资额都出于这一目的。这表明，中国的制造商们苦于从事低附加值的生产，试图寻求高新技术、品牌以及适宜的渠道来增加其边际收益。同时，寻求自然资源和保障原材料供给渠道也是中国制造商进行对外投资的主要动因之一。尤其是钢铁公司，纷纷去澳大利亚参与铁矿开采项目，来保证其将来的原材料供应，抵御价格波动风险。

　　需要注意的是，寻求效率并不是中国ODI的主要动机，这或许是因为中国拥有广阔的内陆地区，尽管近年来劳动力成本增加，但工厂主更愿意将工厂前往内陆而非去开拓充满不确定性的海外地区。

　　记者：以上的分析建立在统观层面的，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大型投资者和大型项目的动向，而还有一部分ODI虽然投资额所占份额不大，但包含了大量中小投资者，他们的动机是否与大型投资者一致呢？

　　黄益平：要揭示中国中小企业的ODI模式，我们可以将浙江省的ODI作为典型案例分析。将近70%的中国私有对外直接投资工厂来自浙江与福建，私营投资者更多地受市场影响，而非政治或行政因素。从2006年到2008年，官方数据显示，浙江省共进行了1270个ODI项目，投资总额达175亿美元，平均每个项目投资额只有140万美元，与同时期大型投资项目高达3亿多美元的平均投资额相比只是九牛一毛。这也反映出，两者的投资目标大有不同。

　　浙江省77.32%的投资者进行海外投资是为了设立为商品出口服务的贸易公司，另有12.52%的公司是以制造和加工为目的。一些以资源开发和研发为目的的公司只占极少的份额。

　　所以，不像大型投资者以寻求资源或者战略性资产为主要目的，中国的中小企业投资海外主要是为了寻求市场以及提高效率。

　　ODI形式：目的国环境与企业自身特点双向决定

　　记者：进行海外投资，企业如何根据投资目的国的环境和自身特点选择合适的ODI形式来满足其生产需要？

　　黄益平：数据分析表明，中国中小企业的ODI中贸易型的ODI规模与中国对投资目的国的出口呈正相关关系，同时，投资目的国的人均GDP越高就越容易吸引贸易型ODI.对于生产型ODI来说，投资目的国的市场越大（即GDP规模越大）就越易吸引ODI，而生产成本与ODI规模呈负相关关系。至于中国中小企业的研发型ODI，与大型企业不同的是，并不由投资目的国的战略性资产丰富程度决定，而是与目的国的人均GDP紧密相关。中小企业的资源型ODI主要由目的国的矿藏和油气储备决定，但与大型企业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中小企业除了矿藏和石油外对目的国的其他原材料没有显示出兴趣；第二，中小企业更愿意在低收入国家进行资源开采，而大企业没有特殊偏好。

　　另外，中国进行对外投资的中小企业对目的国的政治和社会稳定性并不甚在意，也很少注意该国的法律法规。而对大企业来说，目的国的投资软环境对其投资项目影响巨大。一个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会吸引市场型ODI和战略性资产型ODI，但对资源型ODI影响不大；而该国的政策法规完备程度与战略性资产型ODI紧密相关。

　　企业是各式各样的，哪怕面临着相同的生产成本和投资机遇，它们也有可能做出不同的投资选择。从企业自身特点来说，一般而言，进行跨国活动的企业必须具有丰富的无形资产以覆盖跨国经营的成本，比如在美国与西欧，第一批迈向海外的企业都是行业的领头羊。但日本不是这样，是那些在行业的激烈竞争中优势不大的企业们首先开始在海外设厂。这种区别源于其ODI的目的不同，对美国的市场型ODI来说，海外投资需要高端技术和管理技巧才能在目的国打开局面，与其同类产品展开竞争；而对日本的效率性ODI来说，最重要的是利用目的国的各种便利条件提升自己在本国的竞争力。

　　在中国，企业的多样性更加复杂，不仅是规模和技术水平上的差别，还有产权上的差别。比起民营企业来说，国有企业拥有更加充足和低廉的资金，受政府的影响更大，灵活性较差。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对大企业来说，进行寻求战略性资产的ODI对企业的技术能力要求较高，且投资企业自己的技术能力越高，越有可能展开战略性资产型的ODI，而市场型和资源型的ODI与企业的技术能力相关性不高。

　　对于中小企业来说，首先，企业的生产能力高低与贸易型ODI呈正相关而与生产型ODI呈负相关，也就是说，企业的生产率越高就越可能在海外进行贸易型投资，而生产率低的企业更可能将生产设备迁至国外。

　　中国ODI最大特点：以服务国内生产为目的

　　记者：我国这种开始于经济发展初期的ODI呈现出与美国、日本或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完全不同的局面，原因何在？

　　黄益平：中国大企业走出去的主要目的既不是去寻求市场机会，也不是将工厂搬到外国以获取廉价生产成本，而是为了增强其竞争力并保证国内生产的原材料供给。经济学家在观察其他发展中国家时发现，战略性资产型ODI或者技术型ODI并不占多数。中国的情况特殊在于，第一，作为全球制造中心，中国面临来自全世界的竞争，但仍享有一定成本优势；第二，中国在近十年中保有大量的经常账户盈余并积累了大量的外汇资源——大部分以外汇储备的形式存在，能够用作ODI.

　　中国的中小企业ODI也是以服务于国内生产为首要目的，只有少数在海外开展生产。但中小企业保证其国内生产量的方式不是对外挖掘战略性资产或自然资源，而是靠疏通出口贸易。

　　我认为，至少有三点原因说明了中国的ODI的目的在于加强国内生产而非向海外扩张工厂。

　　首先，随着国内生产成本日益增长，中国企业更愿意迁往内陆地区而不是海外。需要承认的是，比起中国的内陆地区，越南和柬埔寨等国仍享有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者，但基础设施的缺乏以及恶性通货膨胀的忧虑，乃至与中国的领土争端都是不利条件，相比之下，廉价劳动力的吸引力被削弱了。

　　其次，中国需要寻求技术型的ODI来完成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转变。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相比，中国的制造业的确在出口市场和国内经济中享有一定优势。但中国制造商的优势主要集中于钢铁、煤炭、水泥、电视机、洗衣机、冰箱、空调、微波炉或是摩托车等生产和组装中技术含量较低的行业。超过半数的“中国制造”商品依靠国外技术和部件，所以中国制造商的边际收益其实与拥有技术、设计和其他服务的国外跨国公司不能相比。有限的利润又进一步妨碍了中国企业进行产业升级和研发。另外，我国缺少世界知名品牌，2011年世界500强企业中，前10名中有9名来自美国，前5位均为高科技企业。500强中有239家美国企业，43家法国企业，41家日本企业，39家英国企业，25家德国企业，中国企业只有21家，其中有大部分来自国家垄断性或严格管制的行业，如金融、能源、电信、石化和空间科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获取战略性资产（品牌、技术、销售网络、研发设备或管理经验）的机会来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以应对日益严峻的世界市场和更加开放的国内经济环境。

　　最后，中国巨大的第二产业规模需要可观而且稳定的原材料及资源供给。2000年至2010年，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占GDP的46.5%，2009年，这个份额为46.2%，而在同时期的美国，工业产值只占GDP的20.0%，世界平均水平为25.4%.不仅如此，重工业的比重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起逐年上升——重工业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比重从1998年的57.1%激增到2000年的60.2%，再到2010年的71.4%.重工业化的后果就是对资源和能源的需求加剧。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靠进口来满足对原材料的需求。但2002年后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幅度已经突破了许多中国企业成本预算。所以，不仅是中国的能源企业，许多制造企业都已经开始向外发展，大规模投资海外能源项目，成为其股东或者客户。

　　ODI模式演化预示中小企业将大有作为

　　记者：是否随着经济发展与市场进一步开放，ODI的形式也会不断演变，下一步我们将看到中国的ODI出现哪些新形势？

　　黄益平：中国模式的ODI有可能只是暂时现象——当工资、利率、汇率和能源价格继续增长，中国也会很快失去其成本优势，哪怕是内陆省份也是如此。这就可能迫使中国企业迁往海外以保持其竞争力，就像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将其纺织业工厂迁移到南部中国一样。那么中国式ODI就会转换成日本的效率导向型ODI.

　　我们认为，存在一种多模式合一的ODI生命周期，其演变过程主要由经济的发展阶段，特别是技术和成本来决定。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成本通常较低，如果他们有足够的资金，那么就可能通过中国式ODI来获取国内以及国际市场的各自优势。当国内成本逐渐增长，发展中国家将失去成本优势，然后进入日本式ODI，同时，国内企业应该提升技术水平来保持竞争力。当技术进步到一定程度，成本不再是主要考虑因素，发展和创新才是最重要的。这些国家于是进入美国式ODI来战胜目的国的市场准入壁垒。这正是许多日本企业在近20年中所做的。

　　根据这个生命周期，我们预测中国中小企业的ODI的发展浪潮将汹涌澎湃，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将成为全球主要的经济现象。目前，中国备受国际关注的ODI大手笔都还是国企的作为，但情形将会逐渐变化。为什么这样讲？第一，中国的生产成本优势正在迅速消失中，许多沿海企业迁往内陆，成本压力在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中尤为突出。第二，中国正在加速资本项目开放，而ODI的开放摆在时间表的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