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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兆熙:企业如何应对经济下行 中国经济的LV型风险

2019-06-27 09:44

  李兆熙:企业如何应对经济下行 中国经济的LV型风险

  经济下行的原因

  经济下行的现象现在已经是很明显的了,问题在于我们要如何认识经济下行的原因。现在有些经济学家分析称,三季度以后的经济增长有可能逐步企稳,但是还没有观察到能够支撑中国经济增长回升的动力。

  现在采取的措施主要集中在刚才讲的货币政策的一些调整上。货币政策正在从稳健向宽松转化。今年5月下旬,温总理在多个场合提到要把稳增长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之后,刺激政策已经开始了,包括推动节能消费补贴,落实保障房专项资金,扩大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试点范围,加大铁路的银行授信,引导民间投资进入垄断领域,允许中小企业发债融资等。尤其是发改委一天之内审批了100多个项目,其中有很多都是铁路和钢铁的一些项目。

  今年的出口形势也是比较悲观的。总体来讲外部需求是减弱的,一年半载也不会有太大的好转;内需的扩大又跟收入有关系,但是收入分配的改革一直在制定有关政策,但是也没有明显的措施和效果,所以刺激内需的政策在短期内有很大的局限性。

  所以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还是又回到了投资身上。投资主要分为财政投资和民间投资,而民间投资的通道现在还没有真正打开。现在虽然说旧36条、新36条已经公布多时了,而且从2005年开始,各部委都在出台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但是这些政策有人说看起来跟过去没有多大的区别,这个旋转门还是进不去。所以最后又落到政府投资上,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所以我们所讲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其实是一个理想的概念。现在看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光靠口号是很难实现的,而是要研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制度障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其实就是释放生产力,提高产业的档次、产业的级别,使产业升级。这些东西靠什么呢?靠解放生产力、调整生产关系,促进经济发展。但是这需要通过改革才能实现,包括国际上的经验也是,一个国家在经过长时期的经济增长之后,会出现经济下滑、转轨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通过调整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才能实现的,现在我们就走到了这个关头。

  社科院的一位着名经济学家张卓元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有一个看法。他认为从稳增长的政策选择上来讲,今年的调控和上次的“4万亿”差不多,都是“铁公基”,只是规模小一点,新兴产业项目多一点。不过与上一轮大张旗鼓的经济刺激政策不同,这次的调整是微调的性质,比如降低准备金率、增加贷款额度等等。这次的问题虽然没有2008年金融危机那么大,但是问题非常多,那时候可以有政府4万亿的刺激计划,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如果再搞“天价”的贷款,通货膨胀马上就出现了。

  今天郭良川主任给我的题目有点难为我,经济下行问题是一个宏观的问题,这是多年积累的经济增长方式出现了问题,通过公司治理对缓解经济下行的压力有多大的作用,这个还不好说。因为作为一个企业,改进公司治理,做出比较正确的决策,这只能是自保,对整个经济的趋势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上海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对经济下行减速有一套自己看法。他说现在对于经济下行的解释众说纷纭,一种观点认为,现在出现的状况是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缩小之后,是一种正常的收敛,认为这完全合乎逻辑;第二种观点是将原因归结为外部震荡,美国金融危机,全球增长乏力和欧元区债务危机的持续发酵;第三种解释是内需不足,即货币收缩导致内部总需求不足。

  但是张军教授总结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他认为只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就是劳动生产率在下降。他说中国每年有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但经济仍在减速,那一定不是因为投入的原因,而是生产率的原因。中国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是因为中国有很不错的全要素生产率,而全要素生产率高的主要原因不是教育和科技,而是生产要素可以在不同部门和地区间可以跨地区、跨行业,相对自由的流动,例如大量农民工离开农业部门。

  但现在由于竞争行业工资水平持续上升,挤压中小企业利润,所以大量的竞争行业面临着无法控制的成本不断上升的局面,而且现在向高生产率流动的障碍越来越多。生产要素流动受阻的主要原因是国有经济集中到高附加值的垄断行业,而且采取托拉斯化的战略,压制了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空间。中国经济潜在的增长空间虽然不小,但是关键是要打破垄断,让更多的银行改变风险管理模式,鼓励资源的跨行业流动。只要在这个关键时刻能够改变经济治理思路,打破结构性障碍,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未来还是可以期待的。

  张军教授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分析,按照他的推算,中国的减速来得太早。按照他的说法,中国经济减速提前了11年,原因是体制障碍,和增长方式没有真正实现转变。这种解释可以参考,我认为也有一定的道理。

  如何应对挑战?

  宏观上来讲,我觉得问题和道理都很清楚,而且国家政策、政府政策都有所表述——要转变增长方式。国际上,一部分认为中国不可避免的要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也有人认为中国完全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走向腐败、走向滑坡。所以有人总结出来,在发展中国家达到人均收入2000美元的时候,改革是一个必要的抉择。如果听之任之,按照原来的体制走下去,就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

  微观方面,作为企业来讲,是有可能在目前这种困难条件下取得好的发展的。这关键要看你能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以公司治理的理论来解释,就是企业决策的能力、决策的机制,是不是一个科学的决策,能不能适当调整企业发展战略。

  我觉得有三个维度需要考虑。一个就是市场,比如说在出口那么困难、那么严峻的情况下,但是也有的企业找到了新的出路。现在温总理带队到拉美去考察,也是希望打开新的市场,所以说企业需要在市场的地域和细分上做一些调整。

  第二就是产业结构上的调整。作为企业来讲,任何一个企业必须考虑自己在行业中的地位。比如说自己已经身处一个产能过剩的产业中了,还要盲目地发展,那不是把自己搞到了一个焦头烂额的环境中了吗?

  第三就是产品升级换代,这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因为它跟技术创新是密切相关的。

  最后,我觉得在现在这种经济下行的形势下,还应该再谈一个更为关注的题目——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关于这个新的技术革命的挑战,现在已经有媒体、专家学者、企业家感觉到了。

  新的一轮技术革命有哪些代表性的情况呢?现在最突出的就是3D打印机,数字媒体和制造业结合。我们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中心了,但是现在制造业的生产方式在发生变化。英国是比较典型的,本国的制造业已经全都转出去了,现在英国最好的产业是教育产业、信息产业、金融产业。美国的制造业也都往中国落地,在中国建立了很多研发中心。但是3D打印机出来以后,生产情况就变了,不需要那么多的劳动力了,而是需要高技术的人才操作。现在中国的清华大学已经开始上这个项目了,但是离人家的距离还很远。

  举个汽车的例子。现在关于电动汽车的问题争论不休,到底是有没有突破?2009年的时候,美国的巴菲特给比亚迪(002594)投了15亿,比亚迪开始大面积上市,但是现在也没有看到很大的效果。中国汽车协会经过论证,认为中国需要发展混合动力车,丰田今年也在中国大力推进混合动力车的开产。我有个日本朋友跟我讲,日本现在的战略跟以前的战略没什么区别,也是有后备的,现在已经研制成功了氢动力的汽车,2015年即将上市。我认为到时候人家那个技术上市,我们这个混合动力车就又落后了,所以我们总是跟在人家后面。自主创新是很难的,虽然我们有些东西搞得是很不错,但是就生产来讲,规模性、市场性方面,还是也一些问题的。

  而且从环保的角度来讲,日本北九州市规定,公交车只能烧地沟油,我们一直说解决不了的地沟油的问题日本已经解决了。还有清凉装,运用纳米技术,天热的时候就穿这些衣服,夏天可以不用开空调,节省资源。虽然在中国的市场上还没有看到这种产品,但是标牌上写的却是made in china,用的是我们的原材料,日本的技术,我们又是在做代工。

  宏观的判断和微观的措施都要跟上,这几年的经济下行是躲不过去的,要认真对待。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摆脱经济下行的一个措施,也是解放生产力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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