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稳质量升：中国经济前瞻性信号隐现

　　数量稳质量升：中国经济前瞻性信号隐现

　　面对当今全球经济放缓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增大的挑战，中国经济表现出越来越强的韧性。这种韧性，不仅在于能保持增长平稳，更在于能不断积蓄新增长动力。经济运行质量提升，成就了我国经济保持平稳和持续向上的韧性。现代经济进步伴随着生产迂回程度的提高，因而，从迂回程度看投资结构改善，是中国经济韧性提高的基础和首要标志。从生产的迂回程度进展和经济网络运行的协调性提升角度来观察，我国经济“提质稳速”阶段日渐成型。

　　经济进步总是伴随着生产迂回程度的提高。经济越发展，生产的迂回程度越高；迂回程度越高，经济系统的运行就越网络化；经济越网络化，经济的系统性和市场间的协调性要求就越高。只有在生产的迂回程度提高到一定阶段后，产业价值链的概念和应用才形成，并随经营网络化提高而得到发展。在现代工业社会下，世界经济的一个突出现象是，一国的经济繁荣与否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拥有系统合理的资本品网络。经济的周期性，实际上就是这张经济网络协调的失衡和复原过程。

　　在经济低迷时期，因总需求增长的放缓，各类环节的增长放缓，当微观经营主体企业家们感受到市场接近出清，或创新变化带来的新机会时，远端的投资就会开始缓慢和暗中增加（不能被市场明显观察到）。经济放缓过程中带来的迂回性缩短现象将终止，投资逐渐倾向于远离终端消费，资本品网络间的协调性上行。这正是当下我国经济已发生却因未显性化而未被市场观察到的现象。

　　基于实际构成，从投资的大类行业分布上看，制造业的迂回程度要比房地产业和基础设施行业高；因此，经济下行时期，制造业投资下降更剧烈，这就是纯粹统计现象上的制造行业的顺周期特征表现。制造业投资企稳回升，全社会生产的迂回程度结束“缩短”，意味着经济将引来转折点。今年二季度后，我国制造业投资进入企稳阶段，到二季末企稳态势已成型。制造业细类中更为远离消费阶段部门的投资增长开始企稳，则更为显着地体现了生产迂回程度重新增长，全社会生产资本密集度程度结束下行的新趋势。

　　去杠杆和中性货币政策带来的资产泡沫持续受压，资本经营难度上行。然而，正是资产价格变动和资本增长放缓扭转了资金“脱实向虚”状况，企业家更注重考虑资产的经营属性，而非资产价格变动收益，资本品网络的配置效率由此得以提高，经济网络的协调性得以增强。

　　生产的迂回程度进展和经济网络运行的协调性提升，是经济运行质量提升的根本。尽管从统计指标上看，宏观数据可能没有什么变化，但只要社会生产迂回程度重新开始恢复进展，资本品网络协调性开始增强，经济运行质量提升的效果终究将体现。

　　所以，从迂回程度看投资结构改善，是中国经济韧性提高的基础和首要标志。从整体投资增速看，2018年表现出的企稳回升势头，在2019年二季度后并未持续，然而，从结构变化上观察，投资对国民经济整体生产迂回程度的提升作用开始体现，对资本拉动作用开始增强。2018年下半年至2019年一季度期间的整体投资增速回升，靠的是基建和地产投资的增长，从资本拉动作用看，反而呈下降态势，今年二季度后，资本重新向经济迂回程度提高转变，尽管整体投资增速呈稳中偏降态势，但资本拉动作用呈现出相反的稳中偏升态势。由于迂回程度结束缩短、进入提升是一个长期性趋势，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资本密集度将重新恢复上行，因而经济增长的底层动力将进一步增强。

　　投资结构改变带来的生产迂回程度重新提升的另一个显着表现，是最接近消费端的、曾持续高达30%以上的第一产业投资增速，今年快速降至萎缩状态，第二产业投资增长也未呈回升趋势，但从更细化的制造业投资增长数据上看，结合金融市场强监管带来的“脱虚向实”的新进展，经济系统深层次的改变实际上已给出了前瞻性信号：经济质量改善带来的增长稳定向上阶段即将到来。

　　从产业周期角度看，汽车等大件耐久品由于进入成熟期而增长下降，从而消费增长难以有大的提高；世界经济放缓，我国外贸保持平稳压力也难有大的消除；但从投资结构改善带来的经济运行质量改善和新动力形成趋势上看，我国经济即将走出已延续了6年的“底部徘徊”阶段。2014年后，由于经济增长动力的主动转换，外延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受到调控的主动限制。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换之时，正是经济进入了动力转换阶段的“底部徘徊”时期，传统产业几乎同时由扩张期进入成熟期，市场结构向趋于集中改变，行业竞争加剧，除了新兴行业外，其他行业投资都同步放缓，经济增速进入下台阶后的艰难走稳阶段。现在，由投资带来的生产迂回程度重新提高，意味着我国经济将迎来新一轮结构性改善的增长机会，即使全球经济仍未走出周期性低迷局面，我国经济的韧性不仅表现在抵抗经济下行压力方面，更体现在培育增强经济平稳向上的动力以及改善运行质量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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