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我国资管行业展望：变革中的机遇与挑战

　　2020年我国资管行业展望：变革中的机遇与挑战

　　2020年是我国加快金融开放和落实资管新规的关键之年，资管行业加快变革，这其中蕴含了机遇与挑战。各资管机构持续转型，以适应资管新时代市场竞争的要求。

　　2019年我国资管行业发展回顾！

　　（一）资管新规加快落地

　　2019年，资管新规过渡期进入第二年，各个领域的实施细则继续加快落地。《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净资本（试行）》的实施，加强了理财子公司的净资本监管，引导其更好地发展证券投资类理财产品；《标准化债权类资产认定规则(征求意见稿)》下发，明确资管新规中有关非标与标品的认定边界；《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是资管新规在保险资管产品领域的实施细则，也是第三大类资管产品有了实施资管新规的指导意见；《关于规范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则进一步将银行现金管理类产品对标货币基金，实施更加严格而统一的监管要求；基金业协会相继发布了私募基金、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管备案办法，进一步落实资管新规要求；监管部门加强信托业务监管，压缩通道信托规模，加强房地产信托额度管控。

　　除此之外，监管部门在丰富资管产品、支持公募基金发展、规范销售行为方面也有相关举措，主要是发布FOF、MOM监管要求，丰富资管产品类型；优化公募基金注册机制，实施区别对待，常规公募产品注册时间大幅缩短；优化保险资管资产支持计划注册，促进该类业务的加快发展；规范销售行为，强化投资者保护力度。

　　（二）新玩家将重塑竞争格局

　　资管行业参与主体有新变化，尤其是玩家的出现，将会对竞争格局有非常大的影响。随着互联网金融整顿的深入，P2P机构将全部出局，这样一个曾经盛极一时的资管领域留下的思考有很多。而根据资管新规要求，银行理财子公司陆续落地，目前已有10家理财子公司开业，由于延续了商业银行在客户资源、资产获取等方面的优势，理财子公司的到来将搅动资管行业的竞争格局。随着我国金融对外开放进程的加快，贝莱德、先锋等领先外资资管机构加速入驻，也成为资管行业崛起的新星。外资资管机构除了注册成为私募基金机构，摩根大通有望控股上投摩根基金，而富达等国际资管巨头正在准备申请公募牌照，东方汇理与中银理财成立合资资管公司。银行理财子公司和外资资管机构刚刚崭露头角，发展战略和产品策略还不清晰，不过其强大的实力不容小觑，将会重塑我国资管市场竞争格局。

　　（三）资管业务持续转型

　　伴随资管新规的深度实施，各类资管机构需要按照新规要求，整改原有业务，加快推出符合资管新规和市场需求的新产品。银行理财业务重点是拆解原有的资金池，加快推动净值化产品，强化投研实力，丰富资管产品类型，留住客户资源。截至2019年6月末，净值化产品余额占比仅为36%，新型产品发展仍偏慢。公募基金机构一直经营规范，合规压力较小，主要是整改分级基金、保本基金以及部分专户业务。虽然面临来自银行理财的竞争，2019年借助资本市场的改革东风，公募基金规模实现了超过10%的增速。券商资管面临去较大的去通道压力，对公募产品、FOF、ABS等新赛道加大了投入力度，结合投行、研究、经纪业务等内部协同，部分券商资管业务表现优异。信托公司仍面临去通道、降非标、处置风险等方面的压力，信托产品净值化管理仍面临较大挑战，部分信托公司加快回归本源，积极布局家族信托、慈善信托、消费金融、标品投资等新兴领域，有望塑造新的业务增长点。

　　（四）资管市场资源和要素再分配

　　资管市场通过客户资源、人才资源、技术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优胜劣汰。在资管行业监管规则新一轮变革的环境下，市场资源正在进行较大的流动和重构。

　　客户资源方面，随着业务的持续整改，投资者根据自身偏好，重新抉择资金配置方向，部分资管产品的客户来源也在发生着显着变化，诸如信托产品资金来源过往多以银行理财等机构客户为主，资管新规实施后，加强了直销渠道的建设，促进个人客户资源的累积；再如保险资管后续允许向个人客户发行产品，有利于开发已有保险客户资源；券商加快推动经纪业务向资管业务转型，会有更多客户资源的转化。总之，在各类资管机构客户粘性上不高的大背景下，能够更快开发满足客户需求产品的资管机构，会有更强的客户吸附能力。

　　人才资源方面，2019年资管人才流动更加显着，银行理财子公司、外资资管机构设立之初，需要大量投资、研究、合规等方面人才，而且开出了较高的薪酬，可能吸引券商、公募基金公司人才加盟；券商资管过往从事通道、非标等业务的人才面临转型或者重新寻找新岗位的问题；信托公司从事非标业务的人员已有所饱和，而对于理财、投资、金融科技等人才缺口较大。未来，资管从业人员需要不断适应行业转型发展趋势，提升专业能力，综合薪酬水平、发展空间、平台品牌等方面因素，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资管机构。

　　我国资管行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相比发达国家成熟资管行业，我国资管行业仍处于发展初期，即使资管新规开始统一行业发展，然而在监管政策完善度、资管行业文化培育、投资者成熟度、资管机构经营差异化、金融市场发达程度等面临挑战，仍需要通过系统性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促进资管行业的高质量、高水平发展。

　　一是监管政策仍有待完善。资管新规虽然做到了统一资管业务操作的基本原则，但是仍存在其他差异，从而形成了新的监管套利空间或者不公平竞争。从各类资管业务实施细则看，在投资集中度、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等方面要求仍有一定差别，尤其是银行公募理财的监管要求仍要宽松于公募基金，而公募基金则享有税收优惠。我国还未对资管机构准入、公司治理、经营行为等方面实施统一的监管要求，这方面的差异更加明显。此外，投资者保护监管仍不充足，尤其是针对收费、业绩基准设定等重要方面缺乏更详细的监管规范。总体而言，我国仍缺乏资管行业的顶层法律制度架构，还无法做到像美国、欧洲等国家地区资管行业的真正统一监管。

　　二是需要强化资管行业文化价值观。不论我国资管业务是适用委托关系还是信托关系，最终资管机构都背负信义义务，由此取得投资者信任。目前，监管政策并没有详细定义信义义务内涵，相关判例较少，资管行业缺乏对此统一的认识。信义义务观念的缺失，导致资管行业文化存在不正确、不合理的成分。部分资管机构并没有将投资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资管业务运营过程中，未展现出足够的专业水平，甚至存在利益输送，损害投资者利益，容易造成行业发展偏离初心，降低投资信任度，难以有效肩负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以及客户资产保值增值的使命。

　　三是投资者仍不成熟。我国资管产品投资者仍不成熟，这一方面与过去部分资管产品刚性兑付所形成的路径依赖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还与投资者金融素养不高有关，根据央行调查数据显示，居民在投资、保险等方面的知识掌握程度并不高。居民在投资时的风险识别、评估能力不强，分辨能力差，更多看重收益率或者盲目听从销售人员，而在投资业绩偏离预期以及出现亏损时，通常不采取正常法律途径解决。

　　四是资管机构经营差异化仍不足。我国各类资管机构定位不明晰，容易形成同质化竞争，导致品牌辨识度和客户粘性不高。从国外角度看，资管机构可以分为精品机构和综合性资管机构，探寻自身的特色发展路径。受到分业监管影响，各类资管机构比较优势较为明显，信托公司主要在非标领域有优势，而且集中于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等领域；公募基金产品以固收类为主，尤其是货币基金占据重要地位，占比约为52%，其他产品策略也较为相似，以市场热点为主；当前银行理财业务布局以现金类管理产品为核心的固收类资管产品，逐步向权益类产品延伸。

　　五是金融市场仍不发达。资管业务的发达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金融市场主要为资管产品提供基础资产，如果金融市场不发达或者不稳定，那么资管机构所能投资的资产范围有限或者收益不稳定，无法更好地实现为投资者资产保值增值目的。我国股票市场规模仍不大，投资者以个人为主，市场波动性高，部分上市公司经营不规范；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品工具不足，不利于资管机构对冲风险。

　　2020年我国资管行业发展展望！

　　2020年是资管新规过渡期的最后一年，也是金融领域开放的重要时间节点，更是我国完成三大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年。资管行业的变革仍会继续深化，而由变革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仍在深刻影响着资管机构，不同类型资管机构以及同类型不同规模的资管机构发展差距可能会拉大。

　　（一）资管新规落地与细化

　　2020年是资管新规过渡期最后一年，信托等资管领域实施细则将会出台，然而全面落地可能会存在一定难度，还存在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的博弈。各类资管机构在落实资管新规的难度和进度差距较大，诸如银行理财、信托落实难度要大一些，推进进度要慢些。针对资管新规的延期已有有所讨论和预期，针对确实存在整改有难度的资管领域，给予一定延期存在合理性，而最关键是以何种方式延期。从目前来看，针对资管机构自身情况，制定延期方案可能更可行，而且要有整改明确的时间表，避免存在道德风险；同时，针对新发行产品要完全符合资管新规要求，延期主要是解决老产品问题，而不能将新规其他要求也延期。除此之外，针对资管新规实施后形成的监管差异，监管部门会继续促进拉平差距，避免监管套利或者不公平竞争；针对推动打破刚兑则需要细化投资者保护等政策制度；针对统一监管，需要加强资管产品报送和信息汇总，落实功能监管、穿透监管。

　　（二）资管机构竞争与合作

　　在资管新规所形成的市场新格局下，各类资管机构都在寻求重新定位和合作。短期看，受益于我国庞大资管市场红利，受制于比较优势的存在以及能力建设的进程，各类资管机构合作仍大于竞争。银行理财与公募基金在固收类公募产品方面有直接的竞争，但是银行的优势在固收产品，加之投研实力有限，仍需要与公募基金公司在委外投资、投研能力输送等方面寻求合作；外资资管机构刚进入我国，在渠道、品牌塑造等方面仍有不足，可能与银行、保险等机构投资者寻求深度合作，将其海外优秀的投资经验移植国内；银行与信托公司在非标领域有一定竞争，不过银行的风险偏好以及资产获取能力仍决定了二者还有一定合作空间。长期看，各类资管机构逐步完成转型、市场竞争优势塑造以及客户覆盖，业务交叉会更多，部分资管机构的生存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会逐步增大，管理费率竞争压力将提高。

　　（三）资管产品与服务创新

　　在监管部门以及客户需求引导下，资管机构会持续提升产品创新和差异化能力。一是FOF、MOM等配置类资管产品会逐步增大，有利于匹配投资者稳健的投资风格。二是指数产品、ETF等被动管理或者 SmartBeta产品会持续增多，与全球资管产品发展趋势保持一致。三是基于特定机构投资者的资产投资服务会逐步增多，诸如针对保险公司的负债驱动投资管理服务、多资产配置服务、养老金投资服务等。四是基于我国不断增多的新金融资产或工具的资管产品创新仍有较大空间，诸如科创板投资、期货和期权等衍生品量化投资等。五是服务特定人群或者客群的资管产品创新大有可为，诸如养老类资管产品、面向慈善机构的资管产品等。

　　（四）资管行业多元与专业

　　资管业务包括市场需求调研、产品设计、销售、投资交易、运营管理等环节。随着我国资管市场的发展壮大和专业化，行业生态会更加健全，部分业务价值链条会独立化发展。产品销售方面，除了传统卖方销售，我国已开始实施投资顾问，探索发展公募基金的买方销售业务，有利于解决投资者如何挑选基金产品以及何时投资等方面难题，推动更多储蓄资金转化为投资资金，进入资管市场。产品运营方面，产品运营涉及的系统、人力投入较大，对于新设资管机构、中小规模资管机构来说负担较大，从全球经验看，部分资管机构开始更加聚焦产品创设和投资管理，将其他业务环节进行外包，有效控制成本。目前，我国私募基金和公募基金外包服务日渐增多，部分券商凭借自身所拥有的信息系统、研究、销售等服务优势，加大了对于私募基金外包服务的营销。

　　（五）金融科技的融合与迭代

　　金融科技对于资管业务的重塑力量不可忽视，资管机构已经将金融科技重点应用于资管业务的客户服务和运营管理等方面，包括客户画像、智能客服、智能投顾、自动估值、风险预警、销售渠道延伸等。未来，金融科技在投资研究、投资交易等方面的应用潜力仍较大，诸如应用卫星数据、信用卡交易、社交数据等另类数据强化投资研究；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强化数据挖掘，跟踪股票基本面的动态变化，有效评价发债主体信用资质水平，更好地探索行业、市场趋势，寻求最佳的投资机会。在过去10年，14只运用AI和机器学习技术的对冲基金表现较传统对冲基金表现高出100%。2020年，资管机构在金融科技方面的投入将继续加大，除了与金融科技企业深化合作基础，部分机构可能通过并购的方式，强化自身金融科技研发实力。